5月30日，“浙江宣传”上线一周年，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全球传播全媒体研究院副院长张志安接受中新社“庖丁解news”采访中的观点【张志安：火了一整年，“浙江宣传”给媒体施了什么压？】，引发较多关注。

【资料图】

那么，从党的宣传传统和历史角度来看，“浙江宣传”的探索有什么新意和启示？“浙江宣传”的实践对建设全媒体传播体系和塑造主流舆论新格局有怎样的促进作用？如何看待“浙江宣传”的可持续发展？对于“浙江宣传”的未来，有哪些期待？本文请张志安教授补充回答些问题。

Q1:从党的宣传传统和历史角度来看，“浙江宣传”的探索有什么新意和启示？

张志安：

“浙江宣传”继承和发扬了党的宣传传统：坚持党的领导，设置贴近议题，鼓励党员参与，实践通俗文风，最重要的是走群众路线。

我们党的宣传传统，最主要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在中国的实践一定要跟中国革命实践结合在一起。

我们今天党报的传统最主要是来自40年代延安的办报传统、延安《解放日报》的改版，以及它背后一系列的政治宣传的手法，最主要有几个方法论。

第一就是真正地关注中国人自己的事儿，要有接近性。最开始在延安《解放日报》改版之前，它主要是关注欧洲战场，并不真正关心自己的事儿。所以党报政治传播的一个传统，就是关注我们自己的事儿，关注群众关心的事儿，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第二个是典型报道。典型报道主要是典型人物、典型事件、典型个案。“浙江宣传”也在关注典型，不仅是浙江的典型，既关注典型的好，也关注典型的坏，所以红、黑、灰不同领域的典型都被它关注起来了。

第三个是全党办报。延安《解放日报》形成全党办报模式。全党办报就是媒体要坚持党的领导，鼓励党员和群众参与，提倡通俗贴近的文风等。现在“浙江宣传”就是在浙江这个区域里的“全党办媒”，充分整合资源，变革宣传话语。

但是所有的这三个方法论背后核心就是走群众路线。首先满足用户的关注和需要，然后在满足中引导。在给你有用的内容当中传播价值观，宣传和新闻的规律的有效结合就在于此。

Q2：“浙江宣传”的实践对建设全媒体传播体系和塑造主流舆论新格局有怎样的促进作用？

张志安：

“浙江宣传”的存在和成功丰富了我们对全宏观意义上全媒体传播体系的认知。今天的舆论引导新格局是建立在广泛意义上的全媒体传播体系之上的，而不能只是狭隘地只看主流媒体如何转型。

狭义上的全媒体传播体系，主要讲的是央媒、省媒，地市级媒体、县级媒体，还是以主流媒体的融合转型为主的。

但广泛意义上的全媒体传播体系是“2+1”：专业主流媒体和机构媒体同时发力在互联网平台上，通过互联网平台实现有效到达和广泛触达。

“浙江宣传”属于机构媒体创新的一个个案，此外，群团组织如"共青团中央”的矩阵账号、政府办的“某某发布”类账号或“深圳卫健委“等，都属于机构媒体。

“2+1”体现了传播体系建设的完整性，“浙江宣传”的存在和成功丰富了我们对全宏观意义上全媒体传播体系的认知。今天舆论引导的新格局是建立在这样的广泛意义上的全媒体传播体系之上的，而不能只是狭隘地只看主流媒体如何转型。

Q3:如何看待“浙江宣传”的可持续发展？对于“浙江宣传”的未来，有哪些期待？

张志安：

在较长一段时间里，“浙江宣传”现有的运作模式不会改变。不管其将来的运作模式如何变化，也都不妨碍它这一段探索的成功意义。

不管“浙江宣传”将来的运作模式会不会变化，比方说有一种可能性是重新回归到主流媒体，进行直接管理，这都不妨碍它这一段探索的成功意义。

但是我个人认为，在较长一段时间里，现有的运作模式是不会改变的。

最主要一点就是技术平台在十年、二十年后是否会迁移？那个时候也许“浙江宣传”的内容表达形态也许会拓展为视频版内容的表达，也许会体现为智能化内容的生产，这都有可能，可以大胆想象。但是我觉得现有的运作机制的内核是会持续下去。

如果在资源更多、投入机制更理顺的情况下，“浙江宣传”还有改进的空间。

首先，因为“浙江宣传”现在还只是一个非正式的组织部门，团队的职业成长性还没有足够清晰的规划。从团队个人的精力投入来讲，目前对于年轻骨干团队，荣誉感的回报高于其他的回报。从团队的持续成长和发展来讲，还面临着体制机制的理顺等具体问题。

第二，目前这个阶段“浙江宣传”的稿件逐步走向了一种模式化或者标准化。随着这种“套路”慢慢沉淀，可能会出现审美疲劳的情况，下一步“浙江宣传”要探索多元化写作文体，持续创新写作形态，满足更新鲜的阅读体验和更高的审美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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