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一甲子。在敦煌莫高窟，85岁的樊锦诗已工作整整60年。

人们都知道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事迹感人、荣誉等身，但她反复说，她没有三头六臂，只是尽了职责，陪了莫高窟一程。“国家把这么重要的遗产交给我们，我们要对得起国家，对得起祖宗，对得起历史。能为莫高窟做事，是我的幸运。”

奔赴与扎根的故事，已经广为传颂。这次，我们想换个角度，用她习惯的、非大而化之的方式，具体谈谈樊锦诗。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出发与回归

“理解樊锦诗，不仅要从敦煌出发。她是当今中国文博考古，乃至历史学的代言人。”

——北京大学教授、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长荣新江

樊锦诗的职业曲线，化作一个闭合的圆。

60年前，我国近代考古学奠基人之一的苏秉琦，请即将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毕业的学生樊锦诗喝了一杯咖啡。忐忑中，她记下了先生的嘱托：做好莫高窟的考古报告，“就像研究历史必看二十四史，研究石窟也必看考古报告”。这一嘱托，同样来自樊锦诗的业师、我国石窟寺考古开创者宿白先生。

在莫高窟的60年间，樊锦诗的青春年华曾被耽误过，她也因其他工作奔忙过，但却从未忘记老师们的嘱托和自己肩上的责任。终于在73岁那年，她完成了《敦煌石窟全集》第一卷《莫高窟第266～275窟考古报告》，两分册8开780页，仅单册就是无法一手拿起的厚重分量。这也是我国第一份正规的石窟寺考古报告。

与墓葬考古相比，石窟寺考古更为复杂，也更鲜为人知。

从时间看，莫高窟的营造从4世纪至14世纪持续千年。从空间看，735个洞窟里有壁画万平方米、彩塑2000余身。复杂的洞窟结构、庞杂的壁画内容，都是挑战。

“考古报告既是洞窟最全面的资料，也是最科学的档案。考古报告的最高要求是，即使洞窟不存在了，后人还能够依据考古报告对洞窟进行完整复原。樊院长是带着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做这项工作的。”敦煌研究院副院长张小刚说。

“没把考古报告做好，我这一辈子到敦煌干什么来了？”这是樊锦诗的信念。她常说，要用历史的态度看考古报告，它不仅是给今天读者的，也要流传后世。留史的东西必须科学、准确、全面，绝不能以讹传讹、误导他人。

——条件不成熟时，她始终蓄力。

樊锦诗曾参加莫高窟南区窟前遗址等发掘清理工作；运用考古类型学的方法，合作或独自完成了敦煌莫高窟北朝、隋及唐代前期的分期断代，这是学术界公认的敦煌石窟分期排年成果。

——条件成熟时，她抓紧出击。

上世纪90年代，随着人才培养、技术储备等条件日趋成熟，编撰考古报告重新提上日程。“《敦煌石窟全集》的编辑出版，可能需要几代人的努力才能最终完成，因此我们没有理由将这项无比重要的工作再次推延。这对我们是全新的工作，一切在探索和尝试中进行。”樊锦诗在序言中写道。

做考古报告，第一个难题竟然是从哪个洞窟做起。

有人提议按洞窟编号顺序做，但洞窟编号来自伯希和、斯坦因、张大千及敦煌研究院编制的行进路线，时代跳跃，并不能反映古代原貌。也有人说挑重点的洞窟去做，但剩下的小洞窟怎么办又成了问题。樊锦诗力倡以洞窟时代早晚为序列，兼顾崖面状况，以大洞窟为主，也收录周边小洞窟。以此规划，《敦煌石窟全集》形成脉络，整体规模恰好为100卷。

“为规模宏大的敦煌石窟编写考古报告，无疑是一项浩繁、艰巨、长期的工程。樊锦诗从‘洞窟开凿的早晚和它的排列顺序有极密切的关系’这一认识出发，依据多年来对崖面遗迹的考察和对断代分期研究成果的反复推敲，形成了分卷编写规划，从而让这项长期工程能够有序地、可持续地进行下去。”敦煌研究院党委书记赵声良说。

第二个难题是如何详尽描述。

“很多人不理解为什么考古报告要做这么久。但不做考古报告，根本没法理解其中的工作量和复杂程度。”张小刚说。

在莫高窟第275窟南壁，仅菩萨就有39身，衣冠服饰基本相同，但姿态手势各异。为了详尽介绍洞窟情况，考古报告里逐一进行了描述：

西起第一身，上身稍侧向左。双臂屈起，双手举至面前合掌持花枝。绿色帔巾。红色裙。红色头光。

第二身，上身稍侧向左，稍向左出胯。双臂屈起，双手举至面前合掌持花枝。黑色帔巾。土色裙。绿色头光。

……

这仅是考古报告中的一个微小细节。洞窟的外立面、结构、内容等，皆须收入其中。

面对千姿百态的壁画形象，樊锦诗也常常写到词穷：既要描述共性，也要写出差异；不细致就会漏掉信息，过于详尽又会繁琐。但她说：“考古报告是每个考古人最基本的工作。好看不好看，都得原原本本记下来。搞研究必须静下心来做，板凳不怕十年冷。”

第三个难题是如何准确呈现。

经过长期的思考探索，樊锦诗深刻认识到，考古报告不只涉及人文社科，更要文理交叉、运用多学科资料全景展现。文字用于综合描述，测绘侧重科学数据，图片解决形象色彩问题，三位一体的考古报告行文方式逐渐形成。这也为我国石窟寺的考古报告撰写，提供了新范式。

光是测绘，就想了很多办法。早期是手工测绘，后来引入了全站仪，但准确性始终不足。为了缩小误差，樊锦诗去德国出差时，还专门给做测绘的同事带回出墨更均匀的钢笔头。2005年前后，樊锦诗带着考古报告样书去请教考古大家。回到敦煌后，她决心推倒重来，“既然要做，就要做好”。

樊锦诗始终关注新技术。为提高精准性，她找来一家美国的基建工程设计公司，试水三维激光扫描测量技术。这在考古界还是头一次，很多专家起初并不认可，但樊锦诗坚持这样做。经反复探索，考古需求与激光技术终于有机融合。精确的测绘数据与CAD等制图方法结合，实现了良好效果。平面图、剖面图、立面图等让读者清晰了解洞窟空间。如今，三维激光扫描测量技术广泛应用在各地的田野考古中。

2009年，新版样书出来后，樊锦诗又带去给专家审阅。出差法国时，她没带几件衣物，只为在箱子里装下又大又沉的考古报告，请外国同行看看。

2011年，樊锦诗与团队合作完成的第一卷考古报告正式出版。

国学大师、敦煌学大家饶宗颐先生评价这份考古报告：“既真且确，精致绝伦，敦煌学又进一境，佩服之至。”

如今，历时10余年编写、30多万字的《敦煌石窟全集》第二卷《莫高窟第256、257、259窟考古报告》出版在即。

与樊锦诗一并参与考古报告撰写的敦煌研究院考古研究所馆员王娇说：“樊院长有着做研究做到底的精神，大量搜集资料、反复比对研究才会提出自己的结论。但她不以权威自居，和我们讨论、听取我们的意见，总想着培养年轻人，为年轻人的发展考虑。”

“我相信事情是一棒接一棒地做。我做了我的这一段，现在能做一点是一点。我期待并且相信年轻人会做得更好。”樊锦诗说。

开创与坚守

“君子不器。真正有才能的人，会随情况变化、会透过问题，去发现本质规律，寻找解决办法。樊锦诗对文化遗产的有效管理，对敦煌研究院事业进步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敦煌研究院院长苏伯民

从1975年担任敦煌文物研究所副所长，到2015年初卸任敦煌研究院院长，樊锦诗从事管理工作整整40年。

“当‘头头’不是要做官，而是要发现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作为管理者，是个人写文章重要，还是敦煌研究院、敦煌莫高窟重要？当然是后者。为此，我一定程度上牺牲了个人业务。”樊锦诗说。

赵声良说，面对莫高窟这一世界文化遗产，樊锦诗有一种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她认为，针对敦煌石窟的具体问题做学术研究，过几年做也可以，交给下一代研究也行。但是莫高窟如果保护不好，就会酿成不可挽回的后果，石窟保护是头等大事。

很多国内外专家学者，都对带队伍的樊锦诗有一个共同评价：了不起。

“樊院长个头不高，但视野非常开阔。也正是常年在敦煌研究院领导岗位上，她对敦煌学有了更广阔的认识，对石窟保护做出了巨大贡献，对敦煌事业发展做出了很多有前瞻性的设计。”荣新江说。

1985年至1986年，敦煌莫高窟开展申请世界文化遗产工作，樊锦诗是申遗负责人。

“开始我也不太懂为啥申遗。填写材料的过程，给了我莫大刺激，世界文化遗产可是了不得的事儿！”一方面系统梳理莫高窟的地理位置、历史文献、文物价值、研究成果等，让她进一步看清了莫高窟的价值。另一方面，学习有关文化遗产保护的国际公约，让她了解了文物保护利用的先进理念。

“樊锦诗很早就敏锐地认识到科学管理的重要性。先进做法与莫高窟实际结合，给莫高窟的保护工作提供了很强的指导。”苏伯民说。

1987年，莫高窟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批准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世界文化遗产有6项标准，只要符合其中一项即可。“莫高窟6项标准全都符合，价值特别高。我心想，我一定要把工作做好，让莫高窟的保护管理真正符合世界文化遗产的要求。”樊锦诗说。

一系列开创性的探索就此开始：

——“永久保存、永续利用”的数字敦煌。

樊锦诗对比1978年与1908年拍摄的莫高窟照片，发现有的部分残缺了，有的部分模糊了。“我就想，再往下发展下去，慢慢全部没有了怎么办？照片会变黄、胶片会变质、录像会消磁，有没有什么好办法能让壁画永久保存？”

上世纪80年代末，樊锦诗去北京出差，偶然看到有人在电脑上展示图像。“当得知图像数字化后储存在电脑中就可以永远不变，我脑洞大开。如果为敦煌石窟建立数字档案，文物的历史信息岂不就可以永久保存了吗？”樊锦诗说。

敦煌研究院的文物工作者先自己试了近10年，但不行。上世纪90年代末，他们开始与国外专家合作，在洞窟架设轨道正投影移动拍摄，再进行图片拼接。从用柯达胶卷拍照带去美国洗照片，到利用高保真数字相机拍摄，原本笨重的轨道也变得轻便，拍照也实现了手动与自动结合。

“从提出构想到真正做成高保真的数字档案，我们花了20年。”樊锦诗说。

“她始终在关注和运用全世界最先进的技术来保护莫高窟。在她眼里，只有最好的科技、一流的保护方法才配得上莫高窟。”樊锦诗自传《我心归处是敦煌》的撰写者、北京大学教授顾春芳说。

截至2022年底，敦煌研究院完成了278个石窟的数字化数据采集，164个石窟的图像处理，162个石窟的全景游览项目。

——平衡保护与旅游开放的新模式。

莫高窟1979年开放旅游时，每年的游客接待量不到2万人次。从1984年到1999年的15年时间，游客接待量增长了10万人次。过了3年，又增长了逾10万人次。樊锦诗意识到，在西部大开发、旅游大发展的背景下，游客增长速度将进一步加快。

莫高窟知名度大而容量小。现存735个洞窟中，窟内面积在13平方米以上、病害较轻且适宜开放的只有112个。旅游高峰期，樊锦诗同游客一起挤进洞窟，“往前看是脊梁骨、后脑勺，往上看是窟顶”。

“洞子看坏了绝对不行，不让游客看也不行。我花了2年时间想这个事。说到底，要控制游客数量，还要让他们看好。我们就做游客承载量研究，搞很细很细的调查。”樊锦诗说。

“她做决策前，会把每一个具体问题都研究透，要查资料就查到底。她的办公室有一面墙的文件资料，有时需要把整个柜子的资料都搬出来看。”甘肃省文物局局长程亮说。

洞窟的温度、湿度、游客接待量、洞窟病害等指标勾勒出洞窟的健康状况。模拟试验进一步精准掌握了游客进入洞窟前后的环境变化。线上预约、网上支付、应急参观等新手段不断引入。

2014年，倾注樊锦诗十余年心血的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落成。游客在这里观看数字电影了解敦煌的前世今生，再统一乘车十余公里进入莫高窟窟区参观。确定承载量、有序调节客流，既缩短了游客在洞窟的停留时间从而更好保护文物，也以多元的参观体验让人们了解了莫高窟的价值。

莫高窟管理与旅游开放的创新模式，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的认可，称其是“极具意义的典范”。

近10年的实践，早已使得“不让游客参观洞窟”“花钱盖电影院”等争议声烟消云散。不落伍、仍超前的数展中心，回应着樊锦诗的远见和苦心。一个落成仪式上的细节令人至今难忘：樊锦诗说，建设数展中心很不容易，请大家进去前，先在地垫上蹭蹭鞋。

加强国际合作、推进科学保护、持续培养人才……敦煌文物事业快速发展。

开创的另一面是坚守。这一面也更艰难、更了不起。

莫高窟是旅游胜地，更是文化圣地。

上世纪90年代，莫高窟差点被“打包上市”；后来，又有人提出要将莫高窟与周边景点“打包”建成大景区……

“她对事情有着正确性的判断和坚持，敢于提出不同意见。面对旅游增收冲动，她觉得不能这么做，首先要把莫高窟保护好。”苏伯民说。

博弈之中，樊锦诗一次次顶住巨大压力，到处奔走游说，去一遍遍向各方面解释莫高窟的巨大价值与唯一性，坚定地守住了老祖宗留下的、举世无双的宝藏。对这些，樊锦诗总是一语带过。极少有人知道，2014年的巨大压力曾让她焦虑到彻夜失眠，至今每天都靠吃安眠药入睡……

樊锦诗说，莫高窟的保护不能零敲碎打，不能“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必须有全局的观念、长远的规划。为了莫高窟的长治久安，她持续推动法治化、制度化。

2003年3月1日起施行的《甘肃敦煌莫高窟保护条例》，标志着莫高窟的保护走向法治化轨道，这也是我国文物保护的第一个地方性法规。条例规定，敦煌莫高窟的保护，应当坚持“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方针。

《敦煌莫高窟保护与管理总体规划》则科学评估了莫高窟的价值和现状，确定了原则、目标、措施、程序，对工作形成很强的指导。经国家文物局批复同意、甘肃省政府发文公布的《敦煌莫高窟保护总体规划（2006－2025）》，至今已完成了95％的工作内容。

“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和管理，并不完全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项实践工作。樊锦诗在对莫高窟长期的保护管理实践中，提出了很多富有前瞻性的宝贵看法，形成了依据法律法规进行遗产保护管理的思路。强调保护工作的长远规划和可持续性、引进国际合作机制、运用先进的科技成果等思路，都为我国文化遗产保护理论提供了重要参考。”赵声良说。

传承与烛照

“千做万做，学做真人。樊锦诗很纯粹，纯粹就是美。她赋予他人一种精神的光照。”

——北京大学教授顾春芳

身居大漠，樊锦诗何以有这样的独到眼光和强大气魄？这也许与她的经历有关。

她生于北平（现北京），父亲是毕业于清华大学的工程师。她在上海愚园路的公寓里成长，喜欢逛博物馆，最崇拜的人是居里夫人。

在北大，她浸润在浓郁的学术氛围中，受教于一流学者。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传统和勤奋严谨、求实创新的学风深深感染着她。“我做事受到这个影响，不是脑袋发热就做，要求实严谨、好好论证。”

到了敦煌，一批批兼具情怀、担当与学识的前辈为她引路。常书鸿、段文杰、史苇湘、欧阳琳、霍熙亮、孙儒僩、李其琼……樊锦诗逐一罗列了20余位前辈的名字。上世纪四五十年代，毕业于高等学府的他们，舍弃大城市的生活来到戈壁大漠，成了“打不走的莫高窟人”。

“没有老先生们的开创，没有他们的长期坚持，就没有敦煌文物事业的不断发展。苦都让老先生们吃了。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走了，我们不该忘记这些人。”樊锦诗说。

敦煌，也让她结交了一大批对文化遗产怀有赤诚热爱的国内外友人。2016年，在与敦煌研究院合作逾25年时，美国盖蒂保护研究所在洛杉矶举办了一场敦煌特展，同期举办了超过300人的大会。“很多人都冲着樊锦诗来。她到场后，是持续、热烈的掌声，十分轰动。”荣新江回忆。

丈夫彭金章给了樊锦诗倾力支持。两人是北大同学，毕业后樊锦诗远赴敦煌，彭金章则来到武汉大学，参与创办了考古学专业。原定3年后樊锦诗回去，未曾想两人分隔两地达23年之久。期间，彭金章承担了育儿等大部分家庭责任。

1986年，彭金章调往敦煌，“按传统，女的跟男的走，但我选择跟她，又怕什么呢？”樊锦诗则说，像老彭这样的丈夫“打着灯笼也难找”。

从武汉大学到敦煌研究院那年，彭金章49岁。对一个学者来说，那正是学术成果涌现的黄金期。彭金章放下了主业商周考古，从零开始了莫高窟北区考古，这成为樊锦诗一个很大的心结。直到2000年后，3卷本《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以及《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研究》等成果出来，樊锦诗心里的石头才算落了地，“没有让他在事业上留下空白”。

也许，正是这些，长久地滋养着樊锦诗。而樊锦诗其人其行，也不断地滋养着他人。

——她既节俭，又大方。

樊锦诗住的是莫高窟旁60平方米的房间，喝酸奶一定要用水涮喝干净，去酒店会把已开封没用完的香皂打包带走。

“她出差时不让人陪同，哪怕一人拿两大箱子书。她去北京就住在景山后街一个半地下室的宾馆，一天152元，喝水要自己拿热水壶接，电视也不知道是哪里淘来的。但房间很干净，也安静。每次吃饭也一定是樊院长买单，她要来发票，再当着大家的面撕掉。”程亮说。

“樊院长至今睡的还是刚工作时单位分的木床板。刚开始是单人床，后来拼成了双人床。家里都是书，几乎没有多余的家具。”敦煌研究院团委书记许强说。

20多年来，她每年都向中国敦煌石窟保护研究基金会捐款。2020年，她通过妇联匿名向武汉捐资8万元，为抗击疫情的女性医务工作者购买卫生用品。

2023年，她将获得的两笔奖金“吕志和奖—世界文明奖”2000万港元、“何梁何利科学技术成就奖”100万港元，以及自己的一些积蓄，全部捐给了北京大学和敦煌研究院。

起初，樊锦诗计划捐款时，周围人让她征求下家人意见，把奖金一分为三，北大、研究院、家人各一份。樊锦诗与家人商量后，决定不自留，将奖金分两份全部捐出。

——她既严厉，又温情。

樊锦诗对待工作标准高、要求严，很多具体的小事都要亲自抓，写材料细盯字句，还会去窟区捡烟头、刷厕所。

起初，她严厉的作风让很多年轻人见她就紧张，还有人因挨骂流泪。但他们又说，樊院长对事不对人，对大家一视同仁。接触多了，收获的全是进步与成长。

在生活上，樊锦诗很关心他人。谁家里有了困难，樊锦诗都会偷偷送些钱，给予帮助。暑期是莫高窟旅游的旺季。樊锦诗知道在酷暑下奔忙的讲解员很辛苦，拿出一两万元给他们买点好吃的。“很多事儿她都是悄悄干的，不让大家知道。”许强说。

顾春芳说，在校对《我心归处是敦煌》的过程中，樊锦诗几乎一个字一个字看，特别是对知识性的表述，要求做到“零问题”。两人一起出差去法国，得知她钱包被偷后，需要先行回国开会的樊锦诗很不放心，临行前悄悄在她看的书里留下了一摞钱，“300欧元，她可能把身上的钱都给我了”。

——她既朴素，又讲究。

她穿衣简朴，衣服一穿就是十几二十年，甚至结婚时的衣服都在。大多数时候都是黑白灰的中性服装，背的包全是会议发的布袋子。八十有余，她不请保姆，贴身的衣物都要自己手洗。

樊锦诗也爱美。买衣服很挑，彭金章的衣服也要她亲自选。“国家荣誉称号”颁授仪式那天，她精心挑选了一件暗红色对襟盘扣的丝绒外套。2000年前后的老照片里，在重要场合，她常穿一身很合体、面料很好的格子套裙，微笑着。

今天的樊锦诗，无疑是人尽皆知的公众人物。但她始终觉得，自己只是莫高窟的陪伴者，更为重要的是国家的重视、时代的机遇、前人的努力、同志的支持。

60年来，她初心不悔，静静守望在莫高窟旁。而今，在距地球4亿多千米的地方，一颗以她名字命名的小行星“樊锦诗星”，也在浩瀚天宇中静静运转、静静闪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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